电影《三滴血》最打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打拐复仇这些概念，而是慢慢显影的家庭亲情。电影开篇刑满释放的朱邵玉，为了找儿子找到人贩团伙。李棋怀着孕，被当成“豆包”，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已经被算作货物。另一个被拐的小孩冰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剩一个代号。

而且它展现了一个全然无人性只有商品价值，黑话横飞的世界，比如男孩叫“樱桃”，女孩叫“花椒”，孕妇是“豆包”，全部被简化为货物标签。成年人也有各类绰号，“驯鹿”“去痛片”“耗子”“貂儿”，大家习惯用这些名字称谓，人与人之间仅有生意。与这种非人的系统相对照的，是朱邵玉、李棋和冰棍三人之间缓慢生成的情感。他们的起点是互相利用、骗与被骗、被迫配合，各怀心思。但一路同行中，朱邵玉会在冰棍不愿吃饭时给他钱、李棋坚持要卖子协议，因为“不想让孩子以为是妈妈卖了他”。

电影结尾提供了引人思考的一个触点，当“冰棍”思考自己生活中快乐的时刻时，他回想起与朱邵玉、李棋的路边一角，非血缘的临时家庭为“冰棍”提供了温暖，与之对比的则是老姨团伙虽然以家庭血缘为链接，但在金钱利益面前逐渐丧失人性。这种情节的对比，是当代家庭概念的思考与重新定义。

《三滴血》是一部很具有东北特色的电影，但它没有走东北喜剧或市井群像的路子，而是把故事安放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原、永远不亮灯的楼道和幽暗逼仄的内景里，用空间描绘罪恶与人性。

外部空间首先完成了类型气质的定调：漫天风雪、荒凉公路、远处若隐若现的厂房轮廓，把人物一步步推向世界的边缘。手持镜头跟着朱邵玉在雪地里狂奔、滑落悬崖，与他的犯罪行为中越陷越深的心理状态对应。室内空间则被拍成了某种小型世界。楼道里从不亮灯，暖黄的室内光也浸着一层诡异的灰，人物在画面里总是充满阴影。尤其是李棋生产过程中，闭塞的房间、破旧的窗户、老姨俯身剪影，与门外热火朝天的打牌场景交叠。李棋的处境与笼中动物的镜头平行剪辑，意味着她与动物的处境并无区别。

但影片并非全程陷入阴翳的空间，几处阳光普照的时刻，都是人物关系微妙变化之时：车里短暂停靠的嬉笑、结尾李棋带着孩子来看“冰棍”时，阳光从云后探出，落在三人身上。

从类型上看，《三滴血》介于犯罪片与文艺片之间，既用极寒之地承接犯罪类型的紧张感，又用冷静缓慢的演员特写，延伸出对边缘人处境的思考。以空间写人、以地域完成类型混种的尝试，让这部电影在当下同类作品中显得格外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