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镜，映照光影——首期学员完成从“观影者”到“影评人”的思维跨越

随着最后一期内容“影评结构与写作思维”在热烈的交流与意犹未尽的思索中结束，本学期“蒙太奇笔迹：多维影评创作营”圆满落幕，在为期一个月的进阶学习中，来自全校各专业的30余名学生共同踏上了一场“从观看到思考、从感受到表达”的影评写作探索之旅，“蒙太奇笔迹”创作营的师生合力实现了从“被动观看”到“主动解码”再到“影评编码”的思维建构与写作表达。

一、视角转移，解码光影

在第一场活动的开场，赵老师以“电影中令你印象深刻的冬天”为题引导学生思考“看什么”和“怎么看”两个问题，赵老师从同学们提到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情书》《长津湖》《如果·爱》等多部呈现冬天景观的电影，强调“一部电影不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由视听语言构成的文本系统”。当大家只关注到冬日故事的“寒冷彻骨”和“悲剧情结”，赵老师带领学生逐步学习通过表象看本质，即电影如何通过视听语言营造故事氛围，如色彩色调的渲染、景别构图的勾勒及声音效用的建构。在本场活动中，同学们初步形成观影视角的转移，实现透过表象解码光影的探索。

二、思维迁移，深度观影

“蒙太奇笔迹”的第二场活动，在解码视听语言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叙事意蕴，在“电影中的季节诗学”话题讨论中，同学们谈到《海上钢琴师》中迷蒙的海上雾冬，还说到《寄生虫》中从半地下到半山豪宅的暴雨景观与体验差异，大家共同思考了视听语言如何凝练情绪、隐喻主题。赵老师在交流中指出，“影评是理性的艺术，视听论据是基础。”这一观点在对本场案例《长安的荔枝》经典场景“盛唐烟火”的深度探讨中充分论证，从暖调对盛唐繁华的渲染，到清冷色调暗示盛宴背后的虚无；对称构图体现小人物身处宏大时代中的身不由己；长镜头营造怅然若失的静默与反思空间等。通过该案例，同学们掌握了将感性印象转化为理性分析的方法，学习了如何系统性地捕捉影像中的象征符号与情感逻辑。

三、拉片实验，解构影像

在“蒙太奇笔迹”的第三期活动中，赵老师为同学们搭建了影评写作的“六棱镜”维度，提供了可持续使用的分析工具，即“人物弧光”“美学表达”“叙事智慧”“社会镜鉴”“作者印记”和“类型演变”，并以现象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为例，运用“六棱镜”解构影像。从聚焦“无名之辈”的底层视角重构神话叙事，从“工具人”到“追梦人”的觉醒过程以及引发“人人都是小猪妖”的集体共鸣和生存寓言，《浪浪山小妖怪》实现了国漫叙事范式突破，运用动画语言讲述具有时代温度的故事，以创新视角表达人文关怀。

四、影评思维，重构叙事

在“蒙太奇笔迹”的最后一场活动，赵老师梳理了前三场活动的主要内容，同学们逐渐理解了观影之道，此外，赵老师从“论点确立”“论据构建”“论证展开”和“结论点睛”等方面搭建影评结构，帮助学生形成影评思维，意识到影评其实是一次“叙事重构”。

在最后的影评写作实践中，同学们以《长安的荔枝》《恶意》《疯狂动物城2》等作品为案例，完成从“观后感”到“影评”的文体跨越，彰显了系统性影评思维的初步形成，其中，田雨晨同学的“文载失意·影译温情——评《长安的荔枝》跨媒介改编”一文获得第四届“博雅杯”通识素养大赛三等奖。这种将感性体验、理性表达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的能力，标志着学生的蜕变，也为他们后续的持续思考与写作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维与方法论基础。

文载失意，影绎温情

——评《长安的荔枝》跨媒介改编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笔下这短短十四字，似一柄锋利的历史刻刀，轻描淡写间便剖开了盛唐的华丽皮囊——那马蹄扬起的红尘里，藏着帝王宠妃的奢靡享乐，也埋着驿卒奔波的血泪与民间物力的耗竭，寥寥数语既是盛唐气象下的一道暗痕，更成为后世叩问“兴亡”与“民生”的经典意象。如今，这句诗更是为电影《长安的荔枝》铺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色，让一个流传千年的典故，在银幕上焕发出全新的叙事生命力。电影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原著以仅七万字的精炼篇幅，跳出“帝王妃嫔”的传统视角，将镜头对准了典故背后的“无名者”。马伯庸以细腻的笔触解构了“荔枝贡”的全过程，从荔枝的保鲜难题到官场的层层盘剥，从底层官吏的挣扎到人性的微光，把一段看似浪漫的宫廷轶事，改写为一部充满现实隐喻的“古代职场生存记”，字字句句皆鞭辟入里，让读者在荒诞与无奈中读懂历史的真实肌理。导演大鹏在改编时，始终恪守“忠于原著内核”的原则，却又在此基础上为故事注入了更饱满的戏剧张力与人物弧光。他没有刻意放大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紧紧聚焦于九品小吏李善德这一核心角色，以克服种种困难创设“唐朝荔枝冷链”的荒诞故事为轴，徐徐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彰显官场现形与人间百态。

一、英雄之旅逆袭未成：李善德归去来

遇见《长安的荔枝》对于大鹏而言可谓进入“舒适区”，纵观《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和《年会不能停》不难发现导演一以贯之的“小人物”视角，沉浸式演绎“英雄之旅”。原著以详实精准的文字语言搭建起故事场景、刻画人物形象，聚焦李善德深入思考荔枝运输的复杂变量，“从荔枝品种到储存方式，从转运载具到转运路线，从气候水文到驿站调度，无数变量彼此交错，衍生出恒河沙数的组合可能”，并果断开展试验，“购置了近百匹马，雇了几十名骑手以及数条草撇快船，一共分作四队。他们将携带装满了荔枝的双层瓮，从四条路同时出发”，以穷尽所有可能。同时细腻描述了其令人叹服的创新智慧，发明“脚程格眼”，“黑圈为不变，赭点为色变，紫点为香变，朱点为味变，墨点为流汁”，让运输进展与荔枝变化一目了然；还从胡商海船借鉴双层瓮，“先将荔枝用盐水洗过，放入内层，坛口密封；然后在外层注入冷水，每半日更换一次，可以让瓮内温度不致太热”，延缓荔枝腐坏。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一幅荔枝运输之景，更使李善德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相较小说的文字之精妙，电影则以明艳的光影影像与真切的音乐语言呈现灵动的故事，以更具直观的视听赋能主题表达。暖调光影晕染出盛唐长安的市井繁华与宫阙巍峨，冷色镜头又刻画出驿道奔波的风霜与职场博弈的凉薄，红荔的鲜亮、驿袍的沉褐、宫墙的朱红在帧帧画面中碰撞出强烈视觉张力；而音乐更是点睛之笔——官场周旋时的弦乐紧绷如弓，驿路疾驰时的鼓点急促如雷，岭南雨林的虫鸣与长安宫城的雅乐交替流转，让情绪与氛围无需多言便直入肌理，这些直观的视听语言为主题表达注入磅礴能量。然而，在李善德的“英雄之旅”中一路所遇之人和所处绝境，无不表现李善德的坚韧秉性与智慧。有妻子的默默支持，杜少陵的鼓励，更有苏谅、阿僮、林邑奴的倾情相助。电影大大增加了原著中鲜少出场的杜少陵和中场决裂的苏谅的功能性戏份，以助力李善德的成长。相较小说的细节描写之详尽，电影则以影像视听之渲染刻画李善德的精算难度与坚韧性情，影片多次运用特写镜头来展现李善德的智慧与坚韧。当他在岭南研究荔枝保鲜之法时，镜头聚焦在他满是老茧却灵活拨打算盘的手上，算盘珠子的快速跳动，体现他缜密的计算与思考。而当他遭遇挫折，如运输线路失败、驿站人员刁难时，画面采用中景或近景，展现他疲惫却坚定的神情，汗水从额头滑落，眼神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凸显其坚韧不拔。在他骑马运送荔枝回长安途中，慢镜头拍摄他身后随风飘散的木棉花，既营造出紧张氛围，又暗示着他对家人的思念与对使命的执着。李善德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开启这场艰难冒险。他仔细计算荔枝保鲜时长、运输路线距离以及驿站间隔，不断尝试各种保鲜和运输方法。面对运输中的重重阻碍，他没有退缩，而是四处奔走，解决资金、人力、工具等问题。“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句台词正是他坚韧与执着的真实写照，他在困境中不断突破自我，努力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二、权势之内温情之间：荔枝木棉的隐喻

木棉花尽荔枝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如何利用视听语言再现并延展小说的民间力量与原始激情，是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小说中对木棉花只是稍稍提及，“这广州城里的景致和长安可不太一样。墙上爬满藤蔓，屋旁侧立椰树,还有琴叶榕从墙头伸出来。街道两侧只要是空余处，便开满了木棉花、紫荆、栀子花、茶梅与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几乎没留空隙，近乎半个城市都被花草所淹没。”而影片为“权势荔枝”增添了并置意象——“温情木棉”。以“浪漫红色”这一相似性特征强化荔枝和木棉的反差意味，一明一暗、一冷一暖，一派官腔势与一抹人间情，汇合于以命换来的任务完成时刻。影片以冷色调展现荔枝的“在场”时刻，以暗喻荔枝的冷冽背景。如贵妃宫殿中摆放荔枝的银盘，在冷光下显得冰冷而奢华，暗示权力的冰冷与高高在上。反观“木棉花”，则象征着温暖与希望，是人间真情的寄托。影片中最具感染力的画面，莫过于李善德带着木棉花骑马飞驰在长安街道的场景。此时镜头一改此前的冷冽，转而以暖色调铺陈：夕阳的金辉洒在青石板路上，李善德怀里揣着给妻子的木棉枝，马鬃飞扬间，木棉花的鲜艳红色与街道两旁灰瓦白墙的冷色形成鲜明对比。他脸上没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狂喜，只有对归家的急切——这份“急切”无关官职升迁，无关功劳赏赐，只源于对妻子的惦念。画面里的木棉，不再是单一的“信物”，更成了他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即便在官场的泥沼里挣扎许久，即便见识过权力的狰狞，他依然没有被“任务”异化，心中始终留着对家人、对真情的珍视。这份“坚守”，让他与那些为权力趋炎附势的官僚彻底区分开来，也让“小人物”的形象更具光芒。杨国忠与李善德的对峙场景中，明暗对比达到极致：杨国忠身处背光处，面部阴影笼罩；李善德则站在光束中，这种构图暗喻着权力对人性的吞噬。延伸到当代职场与家庭，荔枝所代表的权力压力，恰似职场中不合理的KPI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为了完成任务，往往身不由己，耗费大量精力。而木棉花象征的家庭温情，是我们在疲惫生活中的心灵港湾。

三、权斗的消弭与冲突的激增

“在继承与突破的问题上，改编电影需要在忠实原著和创新表现之间找到平衡。”小说描述到：“李善德震惊得半天没说话，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真是比荔枝转运还复杂。高力士的手段好高明，两次模糊不清的传话,一次远远地手指，便在不得罪右相的情况下揽走一部分功劳，又打压了鱼朝恩，至于救下自己，不过是顺手而为。用招之高妙，当真如羚羊挂角,全无痕迹。”由此可见，高力士是关键线索，他激发叙事动力，当李善德的转运法被鱼朝恩抢走时，高力士暗中指路，让李善德前往招福寺见杨国忠。后来李善德怒怼杨国忠后，也是靠高力士的“神之一指”才得以保命。各方势力博弈凸显官场权谋，让故事逻辑连贯且有厚度。电影删减此线索，权谋线断裂，权贵争斗只剩表面冲突，故事直白浅淡。为了增强戏剧冲突，影片强化了太监鱼朝恩和右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在天宝年间，杨国忠权倾朝野，与一个阉宦产生如此明显的矛盾冲突，从历史背景和人物地位来看，缺乏合理性。人物塑造上，李善德主角光环过重，其他人物更多地沦为了推动他成长和完成任务的工具。如原著中苏谅与李善德之间的关系堪称“官场人际关系的缩影”，充满了复杂的动态变化：最初二人因“荔枝转运的利益合作”走到一起，互相算计、各取所需，是典型的“利益伙伴”；随着合作深入，他们在共同应对驿站刁难、解决保鲜难题的过程中，逐渐生出惺惺相惜的友谊，甚至会为对方着想；但后来又因“转运利益的分配不均”与“对任务风险的认知差异”产生误会，最终彻底闹掰，彼此不再往来。这种“从利用到朋友，再到决裂”的关系演变，既符合成年人社交的现实逻辑，也让苏谅的“精明、重利却也尚存义气”的性格跃然纸上。电影却精简了关系演变简化了人物塑造，仅让苏谅服务于李善德的任务。其他配角亦缺乏充分的行为动机与性格铺垫，致使叙事失衡，削弱了复杂的人际较量与权力斗争。

人生中最困难者，莫过于选择。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荔枝”与“木棉”——有人为攀附权势奔波不休，有人在温情里坚守本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时代的浪潮中面临着“荔枝”与“木棉”的选择。

舆论之镜映照人性之光

——评《恶意》主题的现实观

《庄子·齐物论》有云："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而电影《恶意》中那场天台坠楼的悲剧，恰如一面棱镜，将舆论时代下人性的幽微折射得刺目惊心。年轻生命的坠落声响未落，网络世界的声讨却如暴雨倾盆，从指认李悦是"加害者"到将尤茜化为焦点的反转，恰似《菜根谭》所言"弄权一时，凄凉万古"，暴露出群体认知在信息碎片中的脆弱不堪。

导演陈思诚在电影《恶意》的叙事中融入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对现实肌理的洞察。他对节奏把控精妙，天台坠楼的快节奏冲击，与后续抽丝剥茧揭露真相的慢叙事交织，让观众在窒息与喘息间，紧跟剧情探寻。演员们的表演更是添彩，将角色在舆论风暴中的挣扎、算计、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个角色都成为人性与舆论博弈的生动符号。

天台坠楼，是整个舆论风暴的原点，年轻生命的意外坠落，牵扯出后续无数关于真相、误解与恶意的故事线。恰似勒庞《乌合之众》所言“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 。起初，大众因惯性思维仓促给李悦贴上“加害者”的标签，个体理性在群体意志裹挟下被消磨——人们从未思考，便随波逐流，正如“群体从不渴求真理”。随着后续剧情反转聚焦尤茜，更暴露群体的盲目：新闻报道引导大众意识将她定性为“恶母”，可她真的是吗？人们在“法不责众”的幻觉里，放弃独立思考，用主观臆断替代真相探寻。影片接近尾声，叶攀为了解救深陷恶语中的清白者，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制高点，果不其然，群体意识的洪流再度席卷大众，他们不约而同地倒向新的热点。影片的三次反转，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每一位观众脸上——原来我们太容易淹没在信息碎片中，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

舆论场的狂欢，本质是群体理性的集体出走。影片中，李悦被仓促贴上"加害者"标签的过程，像极了现实中无数被舆论审判的案例——人们握着碎片化信息，却自认掌握了全部真相。镜头快速切换着，不同人群对李悦恶语相向，营造出一种群体情绪裹挟下的压迫感，凸显出群体在缺乏了解完整真相前，被情绪驱动而盲目对个体进行审判的欺压姿态。当叶攀在讲座上想象被学生围攻的画面时，镜头捕捉到他眼中的错愕与疲惫，此时，特写镜头下放大的眼神，加之逐渐喧嚣混乱的背景音，更彰显了舆论场的嘈杂。这个细节恰恰证明：在情绪主导的舆论场里，即便是追寻真相的人，也会瞬间沦为利益的牺牲品。

人性的斑驳，始终在舆论的放大镜下无处遁形。匿名化言论为“恶意”披上了隐形斗篷，老祖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网络世界里就是无稽之谈。影片里，对着手机屏幕冷笑的路人甲，镜头定格他扶着手机敲字的手，背景是键盘敲击的密集声响，营造出匿名状态下，个体被“法不责众”幻觉裹挟，肆意释放恶意的氛围；直播间里声嘶力竭咒骂的网红，手持镜头营造的晃动画面搭配尖锐刺耳的直播音效，强化了在流量裹挟下为博关注而放大的恶意。网络空间里，匿名化滋生了肆意的恶意揣测与人身攻击，人们躲在被蒙蔽的真相背后，轻易对他人恶语相向，用键盘敲击出的“正义”，实则是不加约束的暴力。现实场景中，为利益、情绪，人们也能迅速倒戈，昨天还在声援的“弱者”，今日就可能变成“恶人”，这种摇摆与善变，暴露了人性在群体环境中极易被裹挟、被煽动的弱点。

《恶意》并非一味渲染黑暗，也没有沉溺于人性之恶的揭露，隐隐闪烁的良善微光一度穿越舆论的阴霾恰似穿透云层的丁达尔光束，照耀灰暗的世界。办公室里那盆未曾枯萎的绿植，隐藏于尤茜日记里的自我救赎，柜子中封存着美好与真相的相机，无不透露着希望的微光。终于，当那些被忽略的"无关紧要"的线索拼凑出真相，我们幡然醒悟：舆论场的救赎，始于每个个体不再被乌云覆盖，只愿等待阳光倾洒的瞬间；人性的升华，源于明知恶意汹涌，仍愿为真相多等一分钟的勇气。叶攀的挣扎，是即使身陷泥沼也要找寻真相的执着；那些最终浮出水面的细节，是拨云见日的希望。原来，即便恶意波涛汹涌，仍有人愿掌舵真相的孤舟；就算舆论沉浮飘摇，理性思考和感性共情的善意也在有力抵挡喧嚣。

偏见之外，众生平等

——《疯狂动物城2》的艺术表达

时隔九年，《疯狂动物城》以更成熟的叙事，更加深刻的主题重磅回归。影片跳出第一部单一的反刻板印象框架，超越了传统动画片的范畴。影片以镜头语言、角色塑造、主题隐喻为核心艺术表现角度，深刻印证了其在艺术表达上的成功。

影片的镜头语言在色彩色调和蒙太奇叙事上贴合影片所表达的主题，既构建出一个层次丰富的动物世界，也强化了关于种族歧视的核心表达。影片在色彩色调上的运用十分精妙。影片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的色彩色调。撒哈拉广场采用暖黄色调，极地区域采用冷色调，湿地区域采用暖色调，鲜明的色调对比，强化了不同区域的生态特征，暗示了生活在不同区域的生物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性。在表达情节氛围时，采用不同的色彩。火兽节时采用橙红色的主体，篝火营造出了热烈的氛围，也为尼克和朱迪被困的情节增加了紧张感。影片还通过色彩来隐喻社会现实。爬行动物生活的地下世界采用冷色调，暗示了动物城对爬行动物的偏见，而在动物城时动物和谐共处时，采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影片的对比蒙太奇围绕种族差异的核心内容展开，通过画面的强烈反差，把对爬行动物的偏见具像化，让影片的主题表达更深刻。影片采用明亮的镜头呈现动物城哺乳动物的景象，撒哈拉广场热闹的市集，当镜头切换到爬行动物居住的湿地区域，潮湿破败的商铺，种族生活区域的反差，暗示了动物城的动物对爬行动物的偏见，隐喻了爬行动物艰难的处境。影片的镜头语言放大了核心矛盾，让影片关于偏见的主题表达更加直观深刻。

在影片中，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有着鲜明的人物弧光，他们在经历中不断成长与蜕变。朱迪前期是一个靠一腔孤勇打破偏见的“兔子警官”，她急于证明自己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办理复杂的案件，偏执己见，甚至忽视了自己的搭档尼克的感受，经历了被诬陷，与搭档尼克的信任崩塌，逐渐觉醒，学会了倾听尼克的想法与思维，最终她不再执着证明自己，而是主动积极帮助爬行动物解除误会与偏见，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实现了从理想主义者到实践践行者的成长。尼克实现了真正与内心的创伤和解，他因童年被歧视的创伤，能真正的共情爬行动物的艰难处境，与朱迪产生冲突后，选择扛起责任，与宝伯特对决时，甘愿自身冒险也要救朱迪。马市长从临危授命时的畏首畏尾，在被猞猁家族威胁下，陷入了正义与淫威的纠结之下，最终下定决心，坚守住了自己的正义初心。影片的人物弧光塑造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主角在协作中突破自我局限，配角在坚守中彰显初心，所有角色的成长轨迹均围绕“打破歧视、追求平等”的核心主题展开，既构建了立体的人物群像，又通过情感张力传递了深刻的现实思考。

主题隐喻的深化是影片最大的突破，从个体偏见延伸到系统性的不公。影片通过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种族隔阂，隐喻现实社会的种族歧视，盖瑞从一个被通缉的逃犯变成了一个积极捍卫自己家族的权益的维护者，隐喻边缘群体想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艰难险阻。气候墙是多元制度共存的象征，而气候墙真正的发明者盖瑞的祖辈却被遗忘，暗示着弱势群体的一些优秀的贡献常常被忽视。这种系统性的不公更具有冲击力。

《疯狂动物城2》的成功在于，它让镜头语言服务于叙事，让角色成长承载思想，让主题隐喻表达贴近现实。这部影片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动画，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是偏见或许存在，但是我们要以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存在不同的群体。